我们热爱的一切事物和一切人，都是我们的痛苦
每周，有一班“神秘的东方列车”从北京出发去往莫斯科——K3列车。坐上它，你将用上32个小时横穿西伯利亚平原，据说每天睡去和醒来时都是完全不同的景色。K3列车如今进入了越来越多背包客的旅行清单，而来自西伯利亚的文字，也从冻土莽原中苏醒，吸引更多人驻足凝视。
他，维克托·阿斯塔菲耶夫，是西伯利亚之子。西伯利亚谜一般的原始森林，奔突不息的叶尼塞河与静谧的冰雪冻土，给了他一颗感应自然音色和光谱的纤细之心。这个探讨大自然与俄罗斯民族心灵的人，曾与拉斯普京一道被称为“最纯粹”的两个俄罗斯作家。他1924年出生于西伯利亚，在其一生的代表作《鱼王》和《树号》中，一遍遍描绘着这片北极圈边缘地带的森林和叶尼塞河，以及在那里的外来者和原住民的生活足迹。
1976年，《鱼王》首次在俄国出版，作者1996年说这本书“已经在俄罗斯和国外再版了两百次”，1982年，汉译单行本的《鱼王》在中国出版，作家王小波把这本书列入个人阅读中“不可多得的好书”。而今，上世纪80年代那股译介和阅读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是否已经远去？我们并不知道答案，但有一点还可以让人精神一振——35年后的今天，阿斯塔菲耶夫的《鱼王》复活了，一同回归的还有《树号》——一本收集作家在文学莽林中探索记号的散文集。
阿斯塔菲耶夫执著探索人生的真谛和大自然的奥秘，在《鱼王》这本“集长篇小说、中篇小说、抒情散文、道德议论为一体”（王小波语）的小说里，生与死，善与恶，忏悔与救赎，自然与人，这些俄罗斯文学中核心的主题一再出现。阿斯塔菲耶夫虽继承了俄罗斯抒情传统，却也吸收了20世纪西方现代小说的艺术精华，但其根本的创作价值却被认为是他的道德激情。
上世纪70年代以后，苏联文学从关注英雄主义和战争题材转向对更深层人性的挖掘，尤其体现在对人的道德观的思辨，阿斯塔菲耶夫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。他将具有自传性质的故事根植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，在自然和人的相处中，他目睹了人在掠夺自然时是如何丧失了人性。
《鱼王》里那些注重心灵体验的文字，仿佛是自然在诉说自己的秘密。阿斯塔菲耶夫忧伤地凝视自然，他说“我们热爱的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是我们的痛苦。”他试图告诉世界，人如何面对自然，就如何面对自我。
在全球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情境下，从西方到东方，自然文学的魅力越发凸显。俄罗斯文学传统中，一直深藏着人与自然的命题。这一次，让我们借助《鱼王》的归来，从阿斯塔菲耶夫的眼睛里，凝视大自然的忧伤。
采写｜新京报记者 柏琳
维克托·彼得洛维奇·阿斯塔菲耶夫（1924-2001），苏俄著名小说家、散文家，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代表人物之一。生于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个农民家庭，作品多取材于自身经历，被认为继承了屠格涅夫、普里什文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自然文学传统，并创造出将小说、道德思辨和抒情散文熔于一炉的独特风格。代表作有《鱼王》《树号》《牧童和牧女》《最后一次鞠躬》等。
上世纪80年代，封闭已久的国人对译介而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如饥似渴，俄罗斯文学亦迎来了一个译介和阅读的黄金时代。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《鱼王》，也许就是那个黄金时代的遗珠。
1982年，《鱼王》汉译单行本在中国出版，作家王小波爱不释手，他说，“世间一切书中，我偏爱经过一番搏斗才写成者，哪怕是小说也不例外。这种书的出现，是作家对自己的胜利，是后辈作家对先辈作家的胜利，是新出的书对已有的书的胜利”，他将《鱼王》列入个人阅读中“不可多得的好书”。然而，这位“鱼王”却是经历了一番历险波折，才迎来了今天的“复活”。
《鱼王》问世
来自一位“钓鱼人”的问候
1976年，长篇小说《鱼王》首次在俄罗斯出版。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，苏联文学开始“解冻”，到70年代时，文学创作趋向转了个“大弯”——从探索时代、战争等宏大主题转向挖掘人的精神世界，着重思考生活本身的道德意义。在此新旧交替之际，来自西伯利亚的作家阿斯塔菲耶夫成了俄国文坛最耀眼的“后起之秀”。
如果肖洛霍夫在《静静的顿河》里讲述哥萨克民族的故事，普希金沿着伏尔加河找寻斯拉夫人的诗魂，屠格涅夫迷失于灰暗白桦林中俄国猎人细碎的忧伤，那么阿斯塔菲耶夫，这位俄国“外省”作家，则毕生都徘徊在家乡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，不厌其烦地讲述那片接近北极圈的荒原冻土地带上人们的真实生活，追索大自然和俄国民族的心灵。
国内首个《鱼王》译本，1982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，是结集了八位译者的经典译本。
1924年，阿斯塔菲耶夫出生在西伯利亚一个农民家庭，上过六年学，在保育院度过少年时代，参加过卫国战争，也做过钳工、铸工等多种技工。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，60年代成名，70年代享誉文坛，因其作品主要反映乡村和道德主题，被归为“农村散文”或“道德-哲理”派作家。
《鱼王》一书是体现作家创作个性最充分的作品，这部由13篇中短篇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，取材于作家在西伯利亚的真实经历，讲述叶尼塞河流域的原住民和外来者的生活，集中体现了作家的道德观。在《鱼王》《达姆卡》《白色群山的梦》等系列中，作家思考自然和人、生与死、善与美的问题，多次表达了这样的主题：谁在伤害自然，谁就在伤害人性。
这本书在苏联首版后获苏联国家文学奖，苏联国内报刊上围绕《鱼王》掀起了热烈讨论，阿斯塔菲耶夫被誉为“俄罗斯心灵的表达者”。
《鱼王》最新译本
作者：（俄）维克托·阿斯塔菲耶夫
译者：夏仲翼 等
版本：理想国|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4月
全书由十三个内容相对独立的“叙事短篇小说”组成，全部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，细致地描绘了神秘的西伯利亚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，他们关于生活的沉思。
然而，作家本人却不喜欢这本书。《鱼王》的写作历程步履维艰，问世更困难，据阿斯塔菲耶夫回忆，“那时由于创作和校对手稿过于劳累”，他病倒住进医院。“但即使在医院里我也没有逃脱掉这倒霉‘鱼王’的纠缠”，他被编辑在电话里频繁地催促协调和补写段落，到半夜两点钟“还在通过电话‘创作’”。作品得奖后，他的写字台堆满了来自出版界和评论界的赞扬信件，其作品的首位鉴赏者，他的妻子谈起《鱼王》时却说：“你自己也不理解你写的是什么！”（见《最珍贵的稿酬》，收录进散文集《树号》）
《鱼王》问世后的某年十一月，他迁居回西伯利亚，独自和叶尼塞河天寒地冻的冷峭相处。一日归家，发现“门把手上挂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几条鱼和一张纸条”，纸条上写着“送给《鱼王》作者。钓鱼人。”没有署名。
这张纸条让他“感到泪水开始湿润眼睛”，立刻决定邀请朋友来品尝鱼汤。“这是多么鲜美的鱼汤啊！”阿斯塔菲耶夫需要的，一直是普通读者。
《鱼王》“翻身”
俄国文学回归文学本身
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。对多数中国读者来说，《鱼王》是阿斯塔菲耶夫的名片。早在1979年《外国文艺》第五期，就选登了《鱼王》中两个短篇的译文——《在黄金暗礁附近》（夏仲翼译）、《鱼王》（张介眉译）。1982年，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首个译本，这是结集了八位译者的经典译本。读者对这本书的了解，也许大多来自王小波的文章《掩卷：〈鱼王〉读后》。尽管王小波说“其中的道德思辨叫我头疼”，然而“世间一切书中，我偏爱经过一番搏斗才写成者，哪怕是小说也不例外”，在文末他将《鱼王》列入个人阅读中“不可多得的好书”。
《鱼王》甚至直接影响了一批中国青年作家的文学之路。藏族作家阿来称阿斯塔菲耶夫是他的“精神之父”，“其实我写小说最早是受到《鱼王》的作者阿斯塔菲耶夫的影响”。阿来著有自然文学三部曲“山珍三部”，他在早年的创作中，比如短篇《已经消失的森林》在主题上和《鱼王》相似，都表达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会产生精神意义上的恶果。
山东作家张炜对《鱼王》的道德主题更为关注，他曾赞叹《鱼王》“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强有力地援助了它，它继续了它的余音，让其在冻土带上久久环绕”。张炜的部分早期作品如《九月寓言》《海边的风》同样关注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中体现的道德问题。
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来说，虽然他只读过该书中的两章，却能记住《鱼王》结尾大段关于时代特点的讲述，且多次在自己的演讲中引用，比如2011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演讲中，莫言说：“我只记得他那里面写‘这是建设的年代，也是破坏的年代；这是在土地上播种农作物的年代，也是砍伐农作物的年代；这是撕裂的年代，也是缝纫的年代；这是战争的年代，也是和平的年代’等等。”（“这是建设的年代，也是破坏的年代”是莫言自己的发挥。）
《鱼王》是阿斯塔菲耶夫少数被翻译成英语的作品，1996年已经在俄罗斯和国外再版了两百次。1997年，继上海译文版的《鱼王》过去15年后，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新版本。这之后又过了四年，阿斯塔菲耶夫因中风去世。
王小波虽然在当年曾写下“从初读《鱼王》到这次再读《鱼王》，尽管已有六年左右，我对它的兴趣并未减退”，然而他恐怕并不知道，当年自己的那本《鱼王》，是未经正版授权的书。而今《鱼王》的作者离开我们已经16年，翻译和阅读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似乎也已经远去，有多少年轻读者还知道《鱼王》？
是时候做一本新的《鱼王》了。李恒嘉是出版机构“理想国”的策划编辑，两年前推出被欧美书界誉为“当代的《战争与和平》”的《生活与命运》（俄国作家瓦西里·格罗斯曼著）后，一直想继续挖掘那些“被遗忘而又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”，厚厚的《鱼王》进入了她的视线。
决定重新出版后，她通过俄语专家的协助，联系到阿斯塔菲耶夫家乡奥夫相卡镇图书馆，并辗转得到了其版权所有人孙子维克托和孙女波利娜的联系方式，几次邮件往返后三方签订了授权合约。但译稿的授权依然让人发愁。当年八位译者而今四散各地，都已是“八零后”老人。李恒嘉“从北京到上海，数十个电话和邮件”，跑北大，奔沪上，终于找齐了译者。
八人中，翻译家夏仲翼和高俐敏夫妇、张介眉在上海，另有三人退休后住在北大——以翻译莱蒙托夫、叶赛宁诗歌而著称的顾蕴璞，刚刚完成新版帕斯捷尔纳克诗集的出版；李毓榛曾任北大俄语系主任，一生奋斗在俄国文学史的教学一线；而杜奉真则一直保留着她的旧版《鱼王》，里面用纤细工整的字体标记了诸多需要修订之处。
遗憾的是，译者肖章始终失联，而翻译《渔夫格罗霍塔洛》和《鲍加尼达村的鱼汤》的石枕川已经去世，所幸编辑从他的儿子那里拿到了授权。此外，阿斯塔菲耶夫于1990年在《鱼王》中补上的一篇《没心没肺》，并未收录在上译版和百花版中，这次也请北大出版社外语部的张冰补译了。
今天看见的新版《鱼王》，600多页，厚达40毫米，新读者可直接一窥“全鱼”，老读者从此补上失落的一角。然而，在长篇小说阅读式微的新媒体时代，究竟有多少人会耐着性子读它呢？
李恒嘉并不悲观，“很多读者在豆瓣和理想国的后台留言，说起上世纪80年代他们第一次读到此书的社会环境和个人记忆”。而新一代读者也并未如预想中那样生疏。2003年就读中文系的吴剑文说，“《鱼王》是继屠格涅夫的《猎人笔记》后，最让我感动的俄罗斯之‘诗’，”，他当年意外得到上译版《鱼王》，“是我大学时代最美好的阅读收获”，“写出了俄罗斯的苦难与壮美，人在天地间的渺小与尊严。阿斯塔菲耶夫是‘大地之子’，他不需要典故以炫博学，不需要修辞以示文采。如果说文学是人学，那么阿斯塔菲耶夫的世界，比人的世界大。”
刘文飞对《鱼王》乃至俄国文学在中国的阅读状况，从来没有悲观过，他认为经过了中国百年三次译介作品阅读的浪潮，而今已经进入一个真正的“文学接受时代”，“从前的三次浪潮，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都是非审美、不正常的方式，现在阅读个性化了，俄国文学回到了文学本身。”在他看来，现在如果有人去读《鱼王》，一定是源于对文学的爱。
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。采写：新京报记者 柏琳；编辑：张畅；张婷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。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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